无独有偶，位于河南宜阳县的一处城市广场上，进入公园的通道被固定铁链封锁，轮椅无法通行，拄拐杖者也只能勉强缓慢挪动通过。“各个通道都设置了障碍，连便捷通道或者能够勉强通过的斜坡都没有。”读者贾先生对此十分不满，“这些障碍物可以阻止机动车、电动车从此处通过，却没有考虑行动不便人群的出行需求。希望能开通一个无障碍通道，让特殊群体也能够进入广场。”
还有部分公共场所，因无障碍卫生间使用频率较低，便选择将无障碍卫生间关闭、挪作他用或者减少维护清洁的次数。记者在西南某市机场的公共卫生间看到，卫生间设施很新，无障碍卫生间面积很大，却大门紧锁。而在广西南宁市的一家医院，患者云先生因身体原因寻找无障碍卫生间，在医院仅找到两个。“当我进入第一个无障碍卫生间时，地面堆满垃圾袋，苍蝇乱飞，便池散发着刺鼻气味，卫生状况很差。无奈之下，我前往另一个无障碍卫生间，发现同样脏乱不堪。”云先生想请清洁人员过来打扫，但无人理会。
除了盲道，盲文标识也是视障人士出行的重要辅助，然而在部分地方，盲文标识却出现了错漏。记者了解到，地铁楼梯扶手上的盲文提示内容通常分为“小心台阶”“楼梯向上/向下”两类。但在天津市部分地铁线路，原本应提示“向上”的盲文标识被错误安装在向下的电梯上。这些错误标识不仅无法起到引导作用，反而可能误导视障人士，造成出行风险，让盲人不敢走盲道。
相较于盲道、盲文，如果能有语音提示，可以为视障人士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商先生是一位视障人士，他与另一位盲人朋友游览湖南张家界市一处森林公园时，由于没办法看见指示牌，不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也不知道前方的路线通向哪个景点，更没办法找到公共服务区。“希望在现有指示牌处也能设计盲文指示牌或者进行语音播报。比如在指示牌特定位置安装按钮。按下按钮，扬声器即可播报出指示牌上的内容。”商先生表示，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进一步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让包括残障游客在内的所有游客都能获得更好的游玩体验，也能让更多视障人士敢于走出家门。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推动无障碍设施优化提升乃至示范工程建设，与此同时，大家对无障碍设施设置、使用和维护的意见也越来越多。二者并不矛盾，这是全社会对无障碍环境的认知度提升、公众参与度提高的表现。”清华大学无障碍发展研究院院长邵磊表示，当然，某个无障碍“点位”没有建设好，背后折射的是无障碍环境和服务不到位问题，应引起各地相关主管部门的重视。
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不少问题有待解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助残志愿者协会会长吕世明指出，现行法律立法模式属促进型立法，倡导性规定比较多，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机制尚不健全，权责配置有待细化，相关地方立法亟待修订。例如遇到无障碍设施被占用的情况，残疾人、老年人等有需求者只能得到消极保护，而不能主动积极行使权利。他建议，强化违法责任追究，审慎适用惩罚性赔偿，为行政执法提供准确依据。
无障碍设施应当符合国家标准，但在无障碍设施改造过程中，往往面临产权冲突、空间限制、结构安全、资金投入等现实难题。邵磊说，不同场景的无障碍环境建设实施难度存在很大差异，比如老旧小区改造可能遇到产权和空间限制，对文物与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一些绿地和景区的自然条件不同，都会给无障碍环境提升带来很多“定制化”的要求，同时无障碍环境建设也受到资金投入的限制，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来解决问题。
对于盲道被占用、无障碍设施“重建轻管”等情况，重庆大学建筑与房地产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玖林认为，责任主体不明确、互相推诿、协调权能不够，或者缺乏资源等情况制约着无障碍环境的维护和改善。他建议，有关部门主动优化责任分工和工作流程，尤其是教育、卫生、交通等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部门，应当在部门内设立专项职能来统筹协调不同类型和层次的无障碍需求，实现无障碍服务系统化和专业化。
“既要关注无障碍环境建设覆盖面，更要看重可用率、使用率和用户满意度。例如可以邀请残疾人、老年人等实际使用者参与无障碍设施的规划、建设、验收工作。同时，引入数智技术，提升智能监管水平，让无障碍设施真正好用、管用。”邵磊建议，跨越部门和行业壁垒，以产业现代化、规模化为指挥棒，以此带动更多的经营主体参与到无障碍相关产业的创新和应用推广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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